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对大鼠肝移植后缺血再灌注损(4)

ELISA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组肝移植后大鼠肝组织中促炎性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图5C)、白细胞介素1β(图5D)、白细胞介素6(图5E)水平均显著下降(P＜ 0.01)。

3 讨论 Discussion

肝移植中通常会发生肝脏IRI，而肝I/R是导致肝损伤、肝功能障碍、肝移植后急性和慢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增加的主要原因[19-20]。缺血期的病理特征是ATP消耗和代谢紊乱，而再灌注后发生活性氧的积累、促炎细胞因子的上调和炎性细胞的浸润，这些变化诱导肝细胞进一步坏死和凋亡[21]。肝IRI已被确定为肝移植后病因学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其会导致早期肝移植体功能障碍和衰竭[22]。当供体肝脏短暂缺血缺氧和复血复氧时，触发IRI，导致再灌注早期不受控制的炎症反应和活性氧物质释放[23]。因此，肝移植后IRI已引起全世界广泛的关注，急需开发有效的干预策略或药物。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如依维莫司、西罗莫司等)最近已被证明是温肝缺血的保护剂，还证实了其能通过抗排斥、抗炎、抗氧化应激损伤、抗凋亡和促增殖等机制增强大体积部分肝切除术后肝再生和存活能力[14，24-27]。然而，其他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对大鼠原位肝移植后肝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报道不多。此次研究提供的所有数据均证实了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红霉素)可减轻肝移植后肝IRI，这一结果是通过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红霉素)提高原位肝移植后大鼠的存活率、降低肝脏转氨酶水平和肝细胞凋亡来体现的。

图1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对大鼠肝移植后存活率的影响Figure1 Effect of macrolide antibiotics on the survival rate of rat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图注：与对照组比较，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组大鼠肝移植后存活率显著增加(P＜ 0.05)

图2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对肝移植后大鼠血清肝酶活性的影响Figure2 Effect of macrolide antibiotics on serum liver enzyme activity in rat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图注：ELISA 法检测肝移植48 h 后ALT(A)，AST(C)活性；肝移植72 h 后ALT (B)和AST(D)活性。与对照组相比，aP＜ 0.05，bP＜ 0.01。AL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图3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对肝移植后大鼠肝组织形态学和再生能力的影响Figure3 Effect of macrolide antibiotics on morphology and regenerative capacity of transplanted liver tissues in rats图注：图中A为苏木精-伊红染色的代表性图像；B为Ki-67 免疫化学染色的代表性图像；C 为Suzuki 评分比较；D 为Ki-67 阳性细胞的统计图。与对照组相比，aP＜ 0.01

图4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对肝移植后大鼠肝细胞凋亡的影响Figure4 Effect of macrolide antibiotics on hepatocyte apoptosis in rat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图注：图A为肝组织TUNEL 染色代表图；B为TUNEL 阳性细胞统计图；C 为蛋白质免疫印迹检测caspase-3和Cleaved caspase-3 蛋白水平；D 为Cleaved caspase-3/caspase-3 比值。与对照组相比，aP＜ 0.00 01

图5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对肝移植后大鼠肝组织中Kupffer 细胞和炎性因子的影响Figure5 Effects of macrolide antibiotics on the number of Kupffer cells and expression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rat liver tissue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图注：图A为Kupffer 细胞标记物CD68的免疫荧光染色；B为Kupffer细胞统计图；C-E 为ELISA 法检测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1β和白细胞介素6 水平。与对照组相比，aP＜ 0.01，bP＜ 0.001

肝细胞凋亡是肝移植后肝坏死或损伤和早期无肝功能的重要原因，也是影响肝移植成功的决定因素之一[28]。此次研究显示，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红霉素)干预可减轻大鼠原位肝移植后肝组织中的肝细胞损伤程度和炎细胞浸润，降低TUNEL阳性细胞数和cleaved caspase-3/caspase-3比率，这说明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红霉素)干预能降低肝移植后肝损伤和肝细胞凋亡；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组肝移植48 h和72 h后肝组织的ALT和AST水平低于对照组，说明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红霉素)干预改善了移植后肝功能失调。另外，此次研究发现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红霉素)干预能促进肝组织中Ki-67表达，说明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红霉素)干预增强了移植后肝脏的再生能力。

同时，在此次研究中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红霉素)在大鼠原位肝移植后IRI的保护作用的潜在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有研究表明，肝IRI能促使肝内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的激活，氧化应激和促炎细胞因子产生[20]。巨噬细胞活化和下游炎症级联反应在IRI过程中起重要作用[29]。Kupffer细胞是最大的肝巨噬细胞群，参与吞噬作用、抗原呈递和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在肝损伤和再生的发展中起关键作用[30-32]。有文献报道，肝移植后活化的Kupffer细胞释放活性氧、活性氮物质和促炎递质加重肝损伤；而减少Kupffer细胞活化则肝损伤减轻，肝移植成功率增加[30]。同时，有研究发现原位肝移植后肝移植体促炎因子包括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以及激活的TLR4/NF-κB信号通路显著增加[33]。且这些促炎因子可在再灌注期间向受损肝组织募集循环中性粒细胞，对肝IRI的起始和级联放大起促进作用，而抑制这些促炎因子的分泌能减轻肝IRI并提高肝移植成功率[29]。在此次研究中，发现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红霉素)干预能显著降低大鼠肝移植后肝组织中的Kupffer细胞数量和促炎性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水平；说明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红霉素)干预可能通过抑制Kupffer细胞活化与减少促炎因子分泌来达到减轻肝IRI。

文章来源：《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 网址: http://www.dlxtbhykzzz.cn/qikandaodu/2021/0501/858.html